深圳、北京、上海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，已經陸續成立破產法庭。這三家破產法庭的成立，當時似乎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，認為這只是一個普通機構的成立而已，不值得大驚小怪。
　　其實，這三個破產法庭的成立，是中國改善營商環境，是徹底解決困擾我國社會多年的執行難問題的一個標志性事件，意義十分重大。
　　第一，它是近幾年來破產審判機構專業化和隊伍建設專業化的突破性事件。在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，狠抓清理“僵尸企業”的2016年初，全國各級法院擁有破產審判庭不足5家。經過幾年努力，現已增至100多家，開啟了破產審判專業化的進程，但專業化程度還不高，因為不少破產審判庭還是加掛的牌子，并非貨真價實的專業化審判機構和專業化審判隊伍。但這三家破產法庭的成立，不僅推進了真正的專業化，更開啟了獨立化進程；而獨立化會在更高層次上推進專業化，為破產審判工作專業化程度的提高開辟廣闊的空間。這個里程碑意義怎么評價也不會過高。
　　第二，深圳、北京、上海這三個超一流特大城市，在全國具有標志性意義。無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，還是法治化建設的推進，都具有極強的示范效應。這三個城市破產法庭的建立，必將進一步影響和推動全國破產審判的專業化進程。
　　第三，這三個超一流特大城市破產法庭的建立，標志著中國在市場經濟競爭大市場上，建立起了高水平、現代化的“野戰醫院”。許多在市場競爭中受傷的市場主體，都可以在這里受到最好的救治。這為中國更廣泛鼓勵民營企業家投資創業、外商投資創造了極好的條件。在市場競技場上受了傷不要緊，這里有最好的“醫院救治”！治好了仍是一條好漢！
　　第四，這三個超一流特大城市破產法庭的成立，為最終解決執行難這一困擾中國社會的重大難題，奠定了基礎。以前法院認為，民商事糾紛只需要通過立案、審判和執行三個環節就可以解決。實踐證明，執行環節還不能成為民事商事糾紛解決的出口。因為對執行不能或者整體執行不能的債務人，執行環節是束手無策，無能為力的。如果不從執行程序中跳出來，執行難的徹底解決是很困難的！為此多年來，筆者一直呼吁：解決民商事糾紛的司法運行，必須建立破產環節，形成完整的立案、審判、執行、破產四個環節構成的工作運行機制。只有設立了破產環節，執行難才能徹底解決。近兩年執行轉破產審查成績的取得，已經證明了“四環節”運行工作機制的正確。
　　這次深圳、北京和上海三城市破產法庭的成立和運行，必將為徹底解決執行難作出更大貢獻！正因為如此，筆者高度評價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領導和同志們，他們在最高人民法院黨組，特別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的正確領導下，有力推動了這三個破產法庭的成立！
　　歷史將證明：這三個破產法庭成立是偉大而英明的！它必將為改善中國的營商環境，為徹底解決執行難作出重大貢獻！